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中苟什麼意思，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中苟的意思
苟的意思：如果。整句的意思：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，就不必去遵循舊的禮制。該句出自《商君書》中第一篇《更法》。記敘了商鞅在秦孝公面前，與甘龍、杜摯就變法問題展開的一場辯論。當時，商鞅針對甘龍、杜摯等人反對變法的議論，提出了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”的主張。他還用古代帝王“不循古而興”，“不易禮而亡”的事實，說明當時必須實行變法才能強國利民的道理。
孝公平畫，公孫鞅、甘龍、杜摯三大夫御於君，慮世事之變，討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
君曰：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;錯法務明主長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變法以治，更禮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議我也。
公孫鞅曰：臣聞之，「疑行無成，疑事無功，」君亟定變法之慮，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見負於世;有獨知之慮者，必見訾於民。語曰：「愚者闇於成事，知者見於未萌。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。」郭偃之法曰：「論至德者，不和於俗;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」法者，所以愛民也;禮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，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禮。
孝公曰：善。
甘龍曰：不然。臣聞之，聖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變法而治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勞而功成;據法而治者，吏習而民安。今若變法，不循秦國之故，更禮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議君，願孰察之。
公孫鞅曰：子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於故習，學者溺於所聞。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，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禮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，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;賢者更禮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禮之人，不足與言事;製法之人，不足與論變。君無疑矣。
杜摯曰：「臣聞之，利不百，不變法;功不十，不易器。臣聞法古無過，循禮無邪。君其圖之。
公孫鞅曰：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復，何禮之循?伏羲神農教而不誅，黃帝堯舜誅而不怒，及至文武，各當時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禮。禮法以時而定，制令各順其宜，兵甲器備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「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必法古。」湯武之王也，不循古而興;殷夏之滅也，不易禮而亡。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，循禮者未足多是也。君無疑矣。
孝公曰：善。吾聞窮巷多怪，曲學多辨。愚者之笑，智者哀焉;狂夫之樂，賢者憂焉。拘世以議，寡人不之疑矣。
於是遂出墾草令。
《更法》註釋1、孝公：秦孝公。姓贏,名渠樑,獻公之子。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爲秦國國君。在位期間任用商鞅實行變法,促進了秦國的發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確立。平畫,評議計劃。一說“平晝閒居”,即退朝之後的時間。
2、甘龍、杜摯：秦國大臣。大夫：此指職位較高的官吏。御：侍奉。
3、代立：繼先君而立,即繼承君位。社稷：本爲古代祭祀土神和穀神的地方，後爲國家的代稱。
4、錯：通“措”:設定,施行。
5、疑：猶豫不決。功：功效。
6、高人：高於一般人。
7、獨知：特別的睿智。
8、語曰：通常說。
9、樂成：樂享其成。
10、郭偃(yan音演)：春秋時晉獻公臣,後幫助晉文公進行改革以圖霸業。
11、熟：仔細,反覆。
12、學者：此指不知變通的學究式的一類人。溺:沉溺,淹沒。
13、三代、夏、商、周。王(wang旺)：作動詞,即成就王業,稱王於天下。五霸：春秋時稱霸於一時的五個諸侯,即齊桓公、晉文公、楚莊王，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。一說齊桓公、宋襄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和楚莊王。
14、制：約束。不肖者:無才無德的人。拘:拘泥,束縛。
15、圖：反覆考慮。
16、伏羲、神農，傳說中的上古帝王。誅：刑罰，處罰。黃帝、堯、舜，傳說中的上古帝王。怒：超過。文、武，指周文王、周武王。
17、湯：商湯，商朝的開國君主。
18、窮巷：窮鄉僻壤的小地方。曲學：見解淺陋，偏執於一端。
19、狂夫：狂妄之徒。
19、墾草令：開墾荒地的命令。
20、法：效法。
21、故：舊傳統。
22、循：遵從。
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,公孫鞅、甘龍、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，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，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，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。
秦孝公說：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，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。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，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。現在我想要透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，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，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。
公孫鞅說：我聽過這樣一句話：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，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。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，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。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，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，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。
俗語說：‘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，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。’百姓，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，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。郭偃的法書上說：‘講究崇高道德的人，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。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衆商量。’法度，是用來愛護百姓的。禮制，是爲了方便辦事的。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，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，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。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，就不必去遵循舊的禮制。"
孝公說：好!
甘龍說：不對，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：‘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，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。’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，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;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，官吏熟悉禮法，百姓也安樂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，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，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，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。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。
公孫鞅說：您所說的這些話，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。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，讀死書的人侷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。這兩種人，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，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。夏、商、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，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，卻能先後稱霸諸侯。
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，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。賢能的人變革禮制，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。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，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。被舊法限制的人，不能同他討論變法。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。
杜摯說：臣聽說過這樣的話：‘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，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。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，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。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。’
公孫鞅說：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?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，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?伏羲、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，黃帝、堯、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，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，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，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，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，法制、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，兵器、鎧甲、器具、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。
所以臣說：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，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。商湯、周武王稱王於天下，並不是因爲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，殷朝和夏朝的滅亡，也不是因爲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。既然如此，違反舊的法度的人，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;遵循舊的禮制的人，不一定值得肯定。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。
孝公說：好。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，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，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，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。狂妄的人高興的事，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。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，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。
於是，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。
《更法》賞析本文以“更法”標其題，概括了全篇的主旨，那就是秦國必須要改革。文章以商鞅有針對性的三次發言，在批駁敵論中闡述了這一主旨，樹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論點，即以“強國”、“利民”爲前提，“當時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禮”，“苟可以強國，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禮。”
因此，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”，不斷改革乃爲常理。在對這一中心問題的闡述中，商鞅對持反對態度的甘龍等人是針鋒相對地批駁，對抱疑慮態度的秦孝公則是循循善誘地爭取，有理有情，理服情動，最終促使秦孝公“寡人不之疑矣”，下定了變法的決心，這場圍繞變法的大論戰也便以商鞅的勝利和反對派的失敗而告結束。
這篇文章不僅有明確的中心，而且有闡述這一中心的完整的結構，組織縝密，敘述生動。圍繞變法的論戰以“孝公平畫”開始，以“遂出墾草令”結束，首尾照應，條理分明，脈絡清晰。
在對話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發展，所記對話，言簡意賅，不枝不蔓，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，尤其許多富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語句，更是活畫出了人物當時的心態，開始時孝公的疑慮矛盾，欲“變法”“更禮”又“恐天下之議我”，商鞅兩次“君無疑矣”的剴切忠諫，甘龍“願熟察之”、杜摯“君其圖之”的無可奈何的呼喚等等，都寫得生動形象、恰切精當。
孝公在這場辯論中，除了開場白和最後的小結之外，只兩個“善”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瞭對商鞅觀點所持的肯定態度。這種態度不僅見之於“言”，而且見之於“行”，那就是“於是遂出墾草令”。“於是遂出”四個字，急切而堅定，它形象地宣佈了商鞅在這場論戰中的最後勝利。
《更法》創作背景《商君書》是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，着重論述了商鞅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。是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(可能還包括其後學)著作彙編。
《更法》作者介紹商鞅，戰國中期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。出身於衛國一個沒落貴族家庭，原是衛君後裔，以國爲姓，故叫衛鞅，亦稱公孫鞅，商鞅是他到秦國後被封於商而得名。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，三見秦孝公，提出了帝道、王道、霸道三種君主之策。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讚許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悅，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家給人足”。併成爲秦國強盛的根基。
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，設連坐之法，制定嚴厲的法律，尤其是軍功爵制度，造成秦國貴族多怨。公元前338年，秦惠文王即位，商鞅被處“車裂之刑”。
